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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澍:用建筑找回生活方式
2012-05-25 13:16:04   来源:   

王澍:异类的胜利 在中国,那些设计摩天大楼的人,推掉古老建筑的人不是异类,奋力从传统建筑汲取力量的建筑师王澍反倒成了异类。幸运的是,这个异类成功了。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杭州报道 王澍几乎同时收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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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澍:“异类”的胜利

      在中国,那些设计摩天大楼的人,推掉古老建筑的人不是异类,奋力从传统建筑汲取力量的建筑师王澍反倒成了异类。幸运的是,这个异类成功了。

     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杭州报道

      王澍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好消息,一条坏消息。

      好消息来自妻子,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,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。那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。

      坏消息来自朋友,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,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,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,被拆得一片狼藉。

      知道自己获奖后,王澍对赶来采访的《洛杉矶时报》记者说:“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,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,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。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,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。”

      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,“第一反应就是想哭,没有愤怒了,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。”王澍告诉《中国周刊》记者。

      没有愤怒或许是更大的愤怒,这个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已经49岁了,从年轻时,他就被人视为异类。现在,他可以宽容地理解异类的声名,“至少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,还有另外一个方向。”

      异类

      长发,一度是王澍的符号。

      “那时的王澍长发飘飘,有意识流的气质,风流倜傥,我们一起出了第一本学生论文集,他是论文集的主编,”东南大学81级土木系学生、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涛回忆说,“他喜欢思考,爱搞哲学研究,当年一起在诗社聊天时感觉他对传统建筑学有很多想法。”

      在东南大学85级建筑系师妹东梅的回忆里,当年的王澍,“高不可及。读的书多,画画功底很好,哲学根基深。”她说,85级毕业时,学校出了一本学生作品集,王澍用钢笔画了福建土楼做的宾馆,“我们觉得系里的老师都没有做这么好的。”

      本科二年级时,王澍宣布没有老师可以教他。大三,他觉得商业效果图太假而拒画,甚至带着三四个同学和教授谈判。最后,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。

      对于老师教的东西,他抱有很大的疑问:“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。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,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习惯的建筑,比如火车站、医院,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些。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,关起门来说道理。”

     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,王澍一时兴起,花了一天时间写了篇万字长文,叫《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》,从梁思成开始,几乎把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批了个遍,一直批到自己当时的导师齐康。

      没有人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。王澍说,“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。”他自己搞募捐,印了150本散发。

      1988年,王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。论文名为《死屋日记》,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根源问题出发,谈中国建筑的问题,展望中国建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儿。答辩时,王澍把论文贴满了教室的墙。导师齐康说,你不要贴,贴了你的论文通不过。王澍不听。

      《死屋日记》的答辩,最终获得全票通过,可王澍听到了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激烈争吵声。这几乎是一场可以预见内容的争吵:一方面,这个学生太狂妄、太另类、太出格,另外一面,评委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得有道理。有人友善地给王澍传话:论文得修改一下,否则有可能拿不到学位。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。最终,学位委员会没有授予王澍硕士学位。

      毕业之后,他依然保持着异类本色,他不喜欢很多建筑师比楼高,比材料奢华,比造价;他更乐意和工匠们在一起,收集砖瓦废料……

      “我走另一条路”

      1988年,王澍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,从事旧楼改造及环境与建筑关系的研究。

      两年后,他完成了独立设计的第一个建筑项目——为小城海宁设计一个3600平米的青少年中心。青少年中心完成后,王澍陷入了十多年的沉寂。

      在那段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期里,王澍对自己进行了“自我改造”。他发觉自己以前所习得的建筑学知识和思考方式存在着严重问题,获取的途径也是通过看书看杂志,少有对真实生活的观察,以生活为依据去设计。

      越来越多出现的“巨型建筑”,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,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,在王澍看来,那是“非常粗暴的现代性”。

      就像大学时代,当身边的同学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时,自己却沉浸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一样,王澍认为这个时代在偏狭地拥抱西方,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、前卫的、现代的。

      沉寂期也是王澍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。他打零工,偶尔挣一笔钱,主要靠妻子陆文宇的工资养活。

     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,王澍突然发现一个饭桌上全是工匠,硕士毕业的自己,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,说是工匠,其实是农民工,这个社会的最底层。

      有那么一刻,他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。

      这种改变最深刻的影响,是让王澍意识到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建筑:“在一百年前的中国,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,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师。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,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建筑,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,那里面浸透着人性,普通人的人性,我想象的继续要走的道路,是走回普通的民众去,做出那种不露痕迹的、散发着人性的建筑。”

      后来,他把这条道路定义为“重返自然之道”:“和现在流行的不同、和西方现代建筑不同。”

      “我走另一条路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 瓦爿墙里有宁波

      2003年,王澍赢得了宁波博物馆的国际竞标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纽约时报》在报道王澍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的新闻中,配发的图片就是宁波博物馆。

      十多年前,他到过宁波,这个美丽的海港城市里有一片地方聚集着30多个传统村落,可当他要设计博物馆时,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拆除了。

      “这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。”王澍想要建造一个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,重新唤醒这个城市的记忆。

      被拆掉的30多个传统村落里,王澍找回了600多万块废砖瓦片。这些超过80种不同尺寸、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,将成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。

      那些瓦片、砖块来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,王澍说。

      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这份诗情画意。

      甲方一位负责人对他咆哮:“这么现代化的‘小曼哈顿新中心’,你用这么旧的材料来做一个博物馆,你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  “我们有一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,是不是?”王澍反问。对方说:“是的。”

      “新东西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,那谁了解和把握这个标准,是不是我?既然是我,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?”说完“是”,对方摔门而去。

      “它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,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”王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,“博物馆最后的实现,几乎就是一个奇迹。”

      博物馆主体施工完毕后,工人们开始拆脚手架,可拆了三天后,露出来一个角,工人们不敢拆了,“这是什么怪物?”甲方也喊停,怕宁波市民接受不了这个奇怪的建筑。

      “天一大讲堂”请王澍去讲课,台下坐着几百名宁波本地听众。讲完之后,这几百人都成了王澍的粉丝。于是,继续拆脚手架。

      王澍告诉台下几百名宁波人的是,博物院采用的是宁波民间传统建造工艺里濒临失传的“瓦爿墙”技艺。台下所有人都明白:瓦爿墙里有古老、富有韵味的宁波。

      博物馆落成开放后,从开馆首日起,连续三个月,每天参观人数都突破一万人,原本限额是每天3000人。

      一个老太太来这里参观了四次,王澍问她为什么,老太太说:“展览我看不懂,我就是来看建筑的。我原来的家没有了,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,到处都能发现我原来家里的痕迹。”

      民间也有批评的声音。“不好看,”当地一位漫画家直截了当地说,“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当然只会评价‘好看’或‘不好看’,直观感觉就是不好看,内部空间也有很大的浪费,外墙贴满碎砖瓦也显得凌乱。不能说用了碎砖瓦做原料的建筑,就是回归传统了。”

      不过,这位漫画家从王澍另外一个作品里,找到了属于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——宁波美术馆。从2001年开始,王澍花了四年时间,利用废弃的宁波轮船码头,在保留原来建筑的基础上,改建成了宁波美术馆。在2000年之前,上海和宁波之间的交通基本靠海轮,绝大部分宁波人都有在码头坐船的共同经历。

      “见到它,我能够想到属于海的宁波,属于宁波的海。”这位漫画家说。

      谁是破烂

      真正的挑战在2007年到来,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,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。

      当时的御街,已经非常破败。这条据说南宋皇帝走过的6公里长街,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,商店很少,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,墙上的灰一块儿一块儿的,街上的人稀稀拉拉,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。

      这条承载了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,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。

      从2001年开始,各方就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,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。

      最初,王澍并不想接下这个项目,“触及的利益太复杂。”

      面对找上门来的政府,王澍提了六个条件:第一,要想做好,至少三年,设计之前,必须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做深入调研;第二,坚决不做强制拆迁,保持足够数量的原住民,要保持生活的魅力;第三,不做假古董;第四,不做街面的一层皮,要做有纵深的街区;第五,用新的小建筑系统将街道缩减到原来12米的宽度;最后一条,只做1公里的示范。

     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:“我知道你们很急,希望我们马上就做设计。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,年底就动工,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。”

      本以为这六条苛刻的条件提出来,对方就知难而退了,可出乎他的预料,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。

      带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,经过半年的调研,王澍拿出了方案:完全停止拆迁,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居民的前提下,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,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、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,原住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      在王澍眼里,历史街区的保护是要有延续性的。他认为,历史或者传统,是指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连续发生的所有东西,不是说明朝是历史,清朝就不是,或者清朝是历史,民国就不是。“我们面对的是城市,而不是一个建筑,是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梳理。中国现在很多打着‘保护’的名义做的设计,形同于破坏,就是‘保护性破坏’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 针对王澍提出的保护老房子,一个处长直接问他:这个东西怎么做?在我眼里,它就是一堆破烂!

      “在他的整个意识里,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,他的脑子是被洗过的,完全是没有感情的。”对于持“破烂论”的人,王澍只能这样理解。

      有一次市政府开会,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气,对市委书记说,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,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,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,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,恰恰这条街看上去破,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,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城市的美好感觉。

      “这条街,并不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,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。”末了,王澍撂下这一句话。

      市委书记接受了王澍的说法。

      从2007年到2009年,王澍带着团队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。

      开街前一天,王澍对市委书记说:“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,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,明天我们来看结果。”

      第二天开街,国庆节一个礼拜,1公里的一条街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,国内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。现在,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标签。

      可在王澍眼中,南宋御街只是个孤独的个案。“我们的政府太像一个公司,既希望至少达到收支平衡,又希望能快速完工,而不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前提,而这恰好又是政府的职责。”

      带着美术学院两百多名师生,集合国内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师,怀着理想主义精神,用超常的劳动量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,在王澍看来,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,“很难复制,不可推广。”

      与生活方式共生

      更难复制的是随着被拆掉的老建筑而消失的生活方式。

      杭州钱塘江边有一个普通住宅小区,叫做钱江时代。王澍给它起的名字是“垂直院宅”,它的特殊之处是,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子,下雨天,老人和小孩子可以有个地方玩一玩,还可以种上花花草草。

      “邻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,我希望用我的建筑把这个生活方式找回来。”王澍说。

      而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院子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。“我陪着你理想,一下五千万就不见了。”开发商对王澍说。

      现实并不能给王澍更多这样的舞台。这是迄今为止,王澍设计过的唯一的商业建筑。

      只有住在里面的人,才会感受到这个家的不同。一位09年买房入住的业主如此描绘居住感受:“我就感觉它的视线,任何角度看出去,都感觉心情很舒畅。”

      这让王澍感到欣慰。“我不是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师,我创造了一个时空,就像一个舞台,等着角色走上来,他们开始在这里表演,就像人的生活开始发生。”

      王澍非常喜欢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感觉。那种感觉,他称之为“恍若隔世”。这番情景类似于12年前的一个清晨。

      1996年2月的一个清晨,东方刚刚发白。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,28岁的王澍停下脚步,打量着:沅江边上,几个当地农民在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,山坡陡峭,约45°,青山翠谷中,刚刚搭起来的屋架“灵秀而坚定,细腻而澄明”。

      王澍对同行的瑞士朋友说:“我有一股冲动,在此留下,就做个木桩。”

      王澍没有留下,“不过,一种相似于工匠的无形观念,已在心中烙下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 后来,在《设计的开始》一文中,王澍写道:“那座吊脚楼没有完工,永远不会完工。不经意的,它总是突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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